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悬崖边上（第3页）

更何况，她从来就不是“自己人”。

美国？太遥远了，隔着大西洋，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。苏联呢？或许可以想办法向东逃，她的俄语还算流利，日常交流不成问题。可之后呢？

苏联人会信她吗？一个德国女人从西方叛逃而来，等待她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审讯，也许一年，也许两年，也许永远。

又或者冻毙在某个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。

她孤身一人，在这片密林里踽踽独行，像一只被遗弃的野猫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从来都是。

绿眸女人停下脚步，重重靠在一棵云杉树上，闭上眼睛，试图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。

可眼前不受控地闪过很多画面来，不是任务，也不是这些年的厮杀与伪装。而是另一件事，另一个“战场”，另一个男人。

他死在她怀里。“替我活着。”他说。

伊尔莎猛地睁开眼，后背死死抵着树皮，眉头紧锁，呼吸急促。

八年前的柏林，米特区。

那间小小的公寓。窗台上养着红色的天竺葵，开得热烈如火。阳光柔和地洒进来，花瓣上闪着光。一个男人站在窗前，侧过头对她笑。

这是伊尔莎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。

每一次濒临绝境，在她闭上眼准备就此放弃时，这个画面总会浮上来。

她认识他那年才十九岁，刚从护理学校毕业；他二十二岁。

她是米特区医院的实习护士，他是内科的住院医。第一次相遇在急诊室，她手忙脚乱地递错了器械，明明要的是剪刀却递了镊子。在她反应过来时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等着挨训。

他没生气，只是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。”

那笑容太过温柔，温柔得她后来每次想起来，都像有把钝刀在心脏上割。

他叫丹尼尔·戈德斯坦，犹太人。出生在柏林赫赫有名的医生世家，祖父是夏利特终身教授，父亲是柏林最有名的心外科医生，他本人也是医学院的优等生。这些头衔，她都是后来才知道。

可她不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就已经喜欢他了。知道之后，更喜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