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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全球视野（第9页）

不过，经济问题可能只是短期问题。很多研究显示，长期而言，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大于经济负担。更大的问题是犯罪率的上升。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后，出现了一个具有瑞典特色的现象——手榴弹爆炸案的上升。2018年一年，瑞典就发生了162起手榴弹爆炸案，对于一个人口小国来说，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，相当于在半个北京，平均每两三天就发生一起手榴弹爆炸案。因为瑞典不发布罪犯的背景信息，所以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是移民所为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：这确实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，而且主要发生在移民聚居区。

当然，很多人指出，瑞典犯罪率更高的往往是二代移民，而不是新移民。但是，如果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，恰恰说明融合的艰难。移民和融合并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，“问题不在移民，而在融合”，相当于说“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婚姻，而在于他们相处不好”——恰恰是结婚带来朝夕相处的问题。

更糟的是极端主义的兴起。据报道，截至2016年，有至少300个瑞典志愿者以“圣战”战士的身份奔赴“伊斯兰国”为之作战。300个看似不多，但是，同样，因为分母很小，所以事实上，瑞典已经成为“圣战”战士输出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。要知道，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，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，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，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，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。

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很多瑞典人慌了。他们发现，瑞典正在从一个“和谐社会”变成一个“二元社会”——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，穿着不同的衣服，信着不同的宗教，生活在不同的阶层。而且，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，那个陌生的世界似乎会越来越大，而他们传统的世界似乎在缩小。根据皮尤中心的一个温和估算，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%。30年后是21%，100年、200年后呢？应该说，一些瑞典人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伊斯兰化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。

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，瑞典人最引以为荣的“高税收、高福利”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胁。有研究指出，“高税收、高福利”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——正是因为彼此文化、语言、宗教接近，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，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，一旦社会“二元化”，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，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、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，就变成一个问号了。

多元文化主义：非一日之功

可能有人会说，社会多元化为什么就一定是问题呢？美国、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，多元文化不但没有摧垮这些国家，反而成为其力量的源泉，对不对？确实，社会多元化本身未必是问题，但是，变化的速度则可能成为问题。不要忘记，美国是花了200多年的时间展开这个民族融合过程的，不是一代人的时间，即使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，无论是爱尔兰人、德国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、穆斯林的进入，都曾引发显著的政治和文化冲突。哪怕是岁月静好的加拿大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著名的魁北克问题，英国移民和法国移民的斗争，到当代仍然是加拿大一个动不动发炎的伤口。

除了移民的速度，“文化距离”也可能成为问题。什么叫“文化距离”？就是文化和文化之间差异的程度。不得不承认，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，比如，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很不同，但是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说更大。同样，瑞典文化和法国文化虽然不同，但是瑞典文化和阿富汗文化的差异显然更大。文化差异大的群体，和文化差异小的群体，彼此融合的难度系数是不同的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历史上的“文化融合”成功，就直接判断今天瑞典的“文化融合”也肯定会成功，甚至不能因此就直接判断今后美国的“文化融合”也一定会成功。回顾一下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、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冲突、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，还有中西相遇过程中的文化冲突……我们就知道，担忧不同的文化族群狭路相逢时可能引发冲突，是一个基于历史的判断，未必是种族主义的臆想。

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

所以，在难民移民问题上，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。毫无疑问，人道主义是普世文明，不但欧洲各国不应该对难民关闭大门，事实上更多有能力的国家，包括中国，或许都可以适度地接纳难民。我们都从媒体上看到过这些年叙利亚内战、阿富汗内战的惨状，也看到过无数难民在逃难过程中的艰难险阻。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都看到过，土耳其的海滩上，一个叙利亚儿童的尸体，穿着红衣服，大约只有三五岁，那真是非常让人心碎——因为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国家，而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能力，只是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帮助这些不幸的人。中国人说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如果人类已经文明到开始推动“动物保护主义”，又怎么能对同为人类同胞的难民见死不救？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又不得不考虑，怎样的移民难民政策同时是人道的和现实的？如何在把落水者救到船上的同时，让船本身保持平衡和稳定？如果好不容易把一堆人从水里捞了上来，最后船本身因为重量超载或者文化冲突而翻了，那就事与愿违了。所以，人道主义很重要，但是对移民速度、移民去向、移民甄选标准、文化冲突、财政负担等问题的考虑同样重要。

其实，一个国家并非只能二选一——要么只能门户洞开，要么大门紧闭，或许还有中间道路，比如，以“涓涓细流”的方式来引进移民难民，或者，以“有张有弛”的方式来引入。细嚼慢咽而不是囫囵吞枣，因为只要囫囵吞枣，就有可能出现消化不良。没有哪个种族或者宗教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，但是教育、阶层、文化鸿沟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时间。英语世界中有个说法，叫作“size matters”，如果借用这个句式，就是“speed matters”——速度很重要。

关于这一点，在经济学家保罗·科利尔（Paul Collier）的书《苦海求生：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》（Exodus: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）里，有个观点给我很大启发，他说，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——移民的速度越快，融合得就越慢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、快速地进入他国，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。

对于这一点，说实话，我个人都有所体会。我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，在那里拿的博士学位。我以前读《胡适留学日记》，吃惊地发现，100年前他留学美国时，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比100年后的我高多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胡适当年也是在哥大留学，所以，他也算是我“师兄”了。我看他的日记，发现当年他到处做英文演讲，参加外国人的宴会，读莎士比亚，等等。相比之下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倒主要都是和中国人打交道、参加中国人的聚会、吃中国人的饭菜，莎士比亚可真没时间读，因为天天忙着在中文论坛吵架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后来想了想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在哥大的时候，哥大有上千个中国留学生，整个纽约可能几十万中国人，而胡适在哥大的时候，可能只有10个中国留学生，所以，他不得不更多地和外国人打交道，而我除了学业外，完全可以生活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自给自足。所以，这就是小铁渣和铁疙瘩的区别，越大的铁疙瘩扔进大熔炉，它就越难以熔化。

显然，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，没有标准答案。在瑞典当代的语境中，我不大愿意把所有对继续大规模移民有所怀疑的瑞典人都称为“极右”，因为瑞典已经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难民移民，我们站在山脚下，凭什么指责爬到半山腰的人为什么不爬到山顶？我宁愿将一些瑞典人的右转称为“防御性民族主义”，不同于当年纳粹的“进攻性民族主义”。“防御性民族主义”，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端着枪炮跑到外面去消灭异己，更多的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的一种文化反弹。

其实，这种“防御性文化民族主义”，这种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归和想象，过去100多年来，有谁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？所谓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，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、带来了发展，但也给所有的民族带来了文明认同的危机，在这一点上，无论中西，人类真的终于是个“命运共同体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