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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政治经济（第2页）

如何解读这些信息？我想，一个清晰的结论是，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矛盾。事实上，不但智利没有出现转型后的经济衰退，许多其他威权国家转型后也没有发生此类变化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张图（图5-3），这是一组右翼威权国家转型前后的经济发展轨迹。注意，我刻意选择了一组转型前为“右翼威权主义”的国家，就是为了观察转型后是否会出现“左翼民粹主义”的浪潮。

图5-3　1965—2019年智利、西班牙、韩国与印度尼西亚人均GDP变化

（图片来源：世界银行）

印尼1998年启动转型，从1998年到2019年，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上升到4100多美元。韩国1987年启动转型，从1987年到2019年，人均GDP从3500多美元升至31,000多美元。西班牙的轨迹类似，佛朗哥1975年去世，当时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，2019年则变成29,000多美元。总之，一些人所预言的“民主衰败论”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在这些国家似乎并没有发生。

经济没有走向衰败，经济自由度也没有随着民主转型而倒退，传说中的“杀鸡取卵”“多数暴政”“利用选票打土豪、分田地”，在新兴民主当中显然有，但是并不多见。弗雷泽研究所（Fraser Institute）有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评估数据库，叫作“经济自由度指数”（Economic Freedom Index）数据库。根据这个数据库，在新兴民主的有可对比数据的国家中，几乎所有国家转型后的经济自由度都超过了转型前。当然，经济自由度的不同维度的变化趋势未必完全一致，其中，贸易自由度的增加最为明显；市场管控和政府规模方面，自由化程度相对小一些；法治和产权保护方面，甚至出现先升后降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总体而言，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后出现了经济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是下降。这其中就包括了智利。转型前，智利的最后一个经济自由度评估数据是1985年，5.6分，到2016年经济自由度升至7.8分。

“经济自由度”这样的概念可能还是太抽象，不妨用一个更清晰的指标来观察变化趋势——最高边际税率。毕竟，针对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税，最能体现一个国家“劫富济贫”的激进程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图（图5-4），这是我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中的税率信息，针对一组前右翼威权案例做的图。可以看出，在所有这些案例中，最高收入税率都出现了下降，也就是说，转型后蛋糕并没有被切走更多，反而切得更少了。以智利为例，2016年其最高边际税率是40%，虽然并不低，但是1985年，这个数字是56%。

图5-4　右翼威权国家/地区转型前后最高边际税率变化（1975—2015）

（图片数据来源：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）

可见，政治转型的到来未必意味着经济的民粹化。当然，这也并不意味着，民主转型一定有利于经济自由化。学过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，要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。毕竟，冷战结束后，不但民主国家，威权国家也出现了经济自由化。尽管在有数据的国家中，新兴民主的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权国家还略高一点，但是二者是在一个可比的范围内。这说明，很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，经济自由化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关系，它是一个全球性变化，源于全球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变化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智利这类国家的变化轨迹显示，民主并不必然带来民粹，它完全可能和经济自由主义兼容。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，未必需要二选一。

为什么智利经济在拉美地区脱颖而出？

不过，问题又来了，如果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可以兼容，为什么智利的经济发展在拉美地区卓尔不群？要知道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拉美地区步入民主进程的可不仅仅是智利。智利1989年开始转型，阿根廷是1983年，墨西哥是1994年，巴西是1985年……智利只是这个浪潮中的一员而已。为什么在所有这些转型国家中，智利的经济表现突出，而其他诸多国家或者经济增长乏力或者经济大起大落？

以阿根廷为例，1983年转型以来，经济基本上处于过山车模式，1989年、2001年、2014年、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经济危机，结果就是，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达过8200多美元，但是到2019年，也就是20年后，人均GDP也只有10,000美元左右，只有微弱的上升，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长了近3倍。巴西的起点和智利差不多，21世纪初也曾一度经济显著增长，但是2011年后，经济一路下行，人均GDP从13,000多美元跌至2019年的8800多美元。委内瑞拉的经济噩梦就更不用说了，下次课我们还会再详细分析。

智利与这些国家有什么不同？简而言之，智利政府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，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，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“粉红色革命”。

什么叫“粉红色革命”？顾名思义，就是尚未走到极端的左翼民粹主义。1999年，激进左翼政治家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，开启了拉美地区的“粉红色浪潮”。此后，21世纪初，阿根廷、巴西、玻利维亚、厄瓜多尔、尼加拉瓜等国家纷纷把“粉红政治家”选上台。在一个阶段内，这些国家都因为财政扩张的“兴奋剂”效应，以及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，经济显著增长。但是，随着国际市场的下行，以及国库的坐吃山空，经济危机逐一显现。在委内瑞拉，国际油价下跌后，经济成为一片废墟。在巴西，“卢拉繁荣”后遭遇转型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，2015—2016年出现过严重的负增长。在阿根廷，财政入不敷出，不得不数次主权债务违约……

智利却躲过了大规模的经济灾难。从1990年到2018年，智利的经济平均增长率维持在4.7%左右。对于一个起点已经是中等收入的国家，这是很好的表现了。更可贵的是，智利在经济实现相当增长的同时，经济不平等程度还有明显的下降，基尼指数从1990年的0.57降至2017年的0.44。虽然仍然很高，但是相比周边那些大刀阔斧实施左翼经济政策的“粉红国家”，降幅一点也不小。

智利经济脱颖而出，是其温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。1990年后，无论是基督教民主党政府，还是社会主义党政府，经济上都坚持了自由主义经济思维。这一点之所以难能可贵，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名义上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政党，直到2010年后，智利才有中右政党赢得总统大选。但是，智利无论哪个党上台，经济上都默默坚持守成道路。2020年，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的数据，智利排在全球第14位，在所有拉美国家中遥遥领先。

这种经济自由主义路线，表现在很多方面。财政纪律方面，智利吸取自身历史上债务危机的教训，2001年以来，建立了“结构性平衡规则”，政府不仅仅根据当下的财政收入，而且根据可预测的将来收入来决定财政支出，从而将国际市场的周期性风险纳入财政政策考虑。因此，与阿根廷、委内瑞拉那种“有钱时大手大脚、没钱时外债高筑”的做法不同，智利实行的是“反周期财政政策”。这种居安思危的做法，结果就是当周边国家频繁陷入债务危机，智利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反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呈下降趋势。

智利的货币政策也相当稳健，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尊重，银行没有成为政府的印钞机。因此，智利的通货膨胀率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：从1990年的26%降至2018年的2.4%；这与同时期委内瑞拉的天文数字形成鲜明对比。

对外开放方面，智利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，税率不断降低，与诸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。其中，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05年签订，现在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。大家在超市里应该都看到过物美价不廉的智利樱桃，应该就是这个贸易协定的结果。

对待私营企业，智利也明显比周边国家更加友好。世界银行“经商容易度指数”2020年报告显示，在拉美，创办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天数，玻利维亚是39天，巴西是17天，阿根廷是12天，智利只有4天。税费占利润的比例，玻利维亚是84%，巴西是65%，阿根廷甚至是106%——说实话，企业每挣100元，上交106元，我还真没看懂是怎么回事，可能阿根廷人的数学是探戈舞老师教的。智利是多少呢？34%，远远低于周边国家。

所以，从数字上看，皮诺切特时期的人均GDP虽然未必那么惊人，但是他确实是给智利切换了一个经济轨道，并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把智利嵌入一个新的历史惯性中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皮诺切特的确是将智利塑造成了拉美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。当然，皮诺切特的经济遗产也并非都是正面的，比如，他的私营养老金体系到目前已经千疮百孔，致使智利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老年人贫困问题。智利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不是教条式的，转型后的民主政府也出台了一定的扶弱济贫政策、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政策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