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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政治经济（第6页）

“黄金时代”的裂缝

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，在当今世界，恐怕没有哪个学者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（Thomas Piketty）更有影响力了。可以说，他是那个“吹响集结号”的人。他的著作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，一本700页的学术作品，居然一面世就风靡全球，据说两年内就卖了200万册，在整个学术史上非常罕见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本书的热销，可能比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更值得关注，因为这种热销背后，标志着社会思潮的重大变迁。

在皮凯蒂的书中，有一张流传极广的图片（图5-6）。图中的曲线呈现出U形，一头是20世纪初，也就是“镀金时代”的尾声，收入前10%的美国人，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%～50%，中间这个比例不断下滑，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回升，到21世纪初，又回到了40%～50%。

图5-6　1910—2010年美国经济不平等曲线图

（图片来源：皮凯蒂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）

这张图的信息极其清晰：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，在绕了一大圈之后，又回到了“镀金时代”。“镀金时代”，大家知道，声名并不美好，象征着一种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丛林状态。我在早先的课中谈到美国时，曾经用过一张20世纪初煤矿童工的照片，照片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儿童，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。如果今天的美国在社会公正维度上回到那个年代，那真是“辛辛苦苦一百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”。

当然，不平等的上升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。在许多发达国家，尤其是英语国家，趋势类似，只不过美国的变化最具代表性而已。类似的变化当然也发生在中国。我们中国的历史数据没有美国那么完整，但是哪怕只对比改革开放前后，也能清晰看出来变化趋势。根据谢宇教授的研究，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在2010年左右到达顶峰，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.54，甚至超过同时期的美国。当然，最近10年左右，全球许多国家，包括中国，都出现了不平等又温和下降的趋势。

数字听上去很抽象，数字背后的故事却非常沉重。拿美国来说，以前我们不大清楚西方社会的贫困问题，这些年由于相关报道的增加，问题慢慢浮出水面。据研究，有90%的美国人过去50年左右，真实收入——就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收入——几乎没有变化，[1]也就是说，大多数美国人奋斗了大半辈子，也只是做到了原地踏步。根据美国自己的标准，美国有12%左右的贫困人口，其中很多是working poor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尽管有工作，甚至工作很辛苦，但是因为工资太低，仍然摆脱不了贫困。另外一些数字，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很吃惊，比如，美国有近30%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存款，只有20%左右的人，存款够他们生活6个月以上，也就是说，80%的美国人难以承受失业6个月以上。[2]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，一旦失业或者生重病，就立刻陷入贫困，甚至因为付不出房贷房租而变得无家可归。

另一方面，则是富人的收入扶摇直上，尤其是最顶部的那些人。上图（图5-7）展示了不同收入人群的真实收入变化。可以看出来，越是分布在顶部的家庭，真实收入增加越显著。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有个真人秀节目，主角是个白富美，名叫帕丽斯·希尔顿，这个希尔顿就是希尔顿酒店的那个希尔顿，这个女孩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。在一次节目中，大家聊到沃玛特——沃玛特，大家知道，就是美国最常见的平价超市，但是，希尔顿当时的反应让所有人大跌眼镜，她说：“什么是沃玛特？是卖墙上用品的吗？”当时，美国舆论哗然。居然这个富家千金长到20多岁，不知道沃玛特，她得是生活在什么样与世隔绝的玻璃温室里，才能保持如此纯净的无知？

图5-7　1945—2012年不同收入人群真实收入变化图

（图片来源：Frank Lysy, “Why wage has stagnated while GDP has grown,” An Economic Sense, Feb. 13, 2015）

中国也面临相似的挑战。我记得前两年网上流传过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（Scott Rozelle）的一个研究报告，讲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，他在里面讲到了中国农村的初中辍学率——大城市的孩子上高中的比例是90%，而某些省份的农村只有37%。在他的报告里，有个小细节，我记忆犹新。他说，农村有些孩子学习不好，仅仅是因为明明近视了却没有人给他们配眼镜——或者是因为贫穷，或者是因为父母出去打工没人管孩子，总之，一个可能很有天赋的孩子，仅仅因为眼镜这么一个极小的物质障碍，人生可能就走向了拐点。这其中的不公平，实在令人痛心。

不过，说到不平等，其实最严重的既不是发生在美国，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，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——全球各国之间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却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视角，因为我们常常把国家作为思考的容器，而这个容器有时候对思维会构成障碍。这方面，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（Branko Milanovic）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。根据他2011年发表的研究，美国最穷的5%的人口，和印度最富的5%的人口的收入重合，也就是说，印度最富的5%的人口，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%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。喀麦隆顶部5%的人口，和德国最穷的5%的人口重合；英国最穷的人和津巴布韦最富的人，有8%的重合度；等等。所以说，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，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，又是相当幸运的。

当然，他这个研究出版于2011年，研究相对于现实又有滞后性，所以数据可能有些陈旧，但是，其中的核心信息，我想是没有过时的，那就是：投胎太重要了。上图（图5-8）揭示的就是这个观点。在1870年时，阶层更能影响全球不平等的程度，但是到了2000年，出生地的权重和阶层相比，已经是5:1了。我们常常觉得，出身于哪个阶层是抓彩票，其实，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个国家。从新闻中，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穷国的穷人，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富国，其实，某种意义上，这真是一种理性选择，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，你自己、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，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。换了我，如果是穷国的穷人，没准也会去冒这个险。

图5-8　1870年与2000年阶层与出生地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

（图片来源：Branko Milanovic, The Haves and the Have-Nots, New York: Basic Books, 2010）

贫富悬殊问题一：道义上不公平

毫无疑问，财富高度不平等，无论是在美国、中国还是全球，都是一个严重问题。之所以是一个严重问题，首先是因为“这不公平”。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点或者出身阶层决定，这不合乎人类的道德直觉。大家可能和我一样，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年轻的快递、保安、保洁、阿姨、服务员等。这些人大多应该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出身，通常是从小父母出门打工，没人管他们的教育，初中辍学，之后外出打工，四处漂流。有时候，从他们手里接过快递的时候，我会忍不住想：这里面有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、律师、作家、歌手？其中有多少被埋没的马云、马化腾、柯洁、王菲？我一直相信天赋、才华在人群中大体而言是均匀分布的，但是，由于出生不平等、教育不平等，事实是，我们都知道，科学家、律师、艺术家从留守儿童中出现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中产家庭。如此之多的才华、天赋、梦想，仅仅因为出生而被埋没，真的是细思极恐。

更令人不安的，是这种不平等的自我强化倾向。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，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，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。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造成阶层的固化。而且，越是不平等的社会，阶层固化可能就越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梯子越长，对于底下的人，爬到顶部就越难。前两年有个斯坦福丑闻，大家可能记得，一个中国大款通过一个中间人给斯坦福捐了650万美元，中间人教这个大款的女儿简历造假，帮她进了斯坦福大学。不过，最后事情败露，大款的儿女也被开除学籍。这样的事情，非常伤害人类朴素的道德情感。什么都靠拼爹，那奋斗有何意义？奋斗都没有意义，那文明究竟是什么？

更糟的是，经济不平等还可能传导到政治系统，成为政治不平等，腐蚀公共决策。这一点，在威权体制下，相对容易理解，毕竟，当权力被垄断，资本主义很容易成为“裙带资本主义”，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、项目，是司空见惯之事。但是，在民主制度下，经济不平等也可能腐蚀民主的根基。比如，学者吉伦斯（Martin Gilens）写过一本书，叫作《财富与影响力》（Affluence and Influence），就是表达这个观点。他研究了美国1981—2002年的公共政策，对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阶层的政策偏好，发现当穷人和富人偏好不一致时，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。因此，他得出结论说，美国政治本质上其实是寡头政治。不少其他学者观点类似，他们的结论都是：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，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，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。当然，这些观点也受到一些争议，我们下一讲还会再涉及。

贫富悬殊问题二：影响经济发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