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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政治经济（第9页）

就美国而言——我解释一下，我大量用美国举例子，不是因为美国更重要，而是因为美国的相关研究最成熟。但是，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，各国贫富悬殊形成的机制很不同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举一反三。不过，就美国而言，贫富差距拉大是怎么形成的？一些学者认为，最近几十年，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，是技术进步。

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？因为技术越进步，生产越自动化，工人就越多余。此外，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。很多研究者都发现，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，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%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，甚至不是前面那1%，而是最前面那0.1%，甚至0.01%。顶端1%到10%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，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。哪怕是0.1%到1%的人，这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真正变化的，是那0.1%，0.01%。而这一小撮人的暴富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。你看美国现在的十大富豪，从贝索斯、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都和技术进步有关。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之处，马云、马化腾、雷军等，都是这样积累的。

问题是，这些人财富的合理性，是更接近姚明还是更接近赖小民呢？我想，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，他们在暴富的同时，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。毕竟，我们天天都在用淘宝、微信、美团，享受了它们带来的极大便利，美国人的生活现在也是极度依赖Amazon、Facebook等。所以，虽然这0.01%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，但是，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？说实话，我不愿意。

除了技术进步，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，是家庭结构的变化。同样以美国为例，这个变化也是双向的，既发生在穷人这边，也发生在富人这边。就穷人来看，一个致命的变化就是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以及过早的生育年龄。我看过一些反映美国贫困问题的纪录片，印象最深的一点，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，常常是一个很年轻的母亲，自己几乎是个孩子，带着好几个孩子，又要工作又要养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家庭怎么能不陷入贫困？有些信息，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：美国非婚生的儿童，平均是40%，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%。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，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。调查显示，2018年，有正常婚姻的美国家庭，贫困率是4.7%，但是父亲缺失的单亲家庭，贫困率则接近25%。

前两年美国有本畅销书叫《乡下人的悲歌》（Hillbilly Elegy），是一个贫困单亲家庭长大的白人男孩写的回忆录。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点，就是他对父亲角色的渴望。他母亲不但吸毒酗酒，而且不停换男朋友，每次他和某个临时爸爸刚刚建立感情，他就很快消失了，以至到后来，他变得恐惧和对方培养情感纽带，因为知道很快又会失去。

与穷人家庭单亲化对应的，是富人家庭的一个变化，英文叫“assortive mating”，翻译过来就是“同类结婚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富裕家庭不但婚姻更稳定，而且富人往往和富人结婚。四五十年前，女大学生没有那么多，所以男大学生毕业后往往找个邻家女孩或者中学时代的sweetheart结婚，对方更可能是护士、秘书之类的中低收入者，结婚后她们往往辞职做家庭主妇，所以整个家庭只有一份收入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，她们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把精英男士给截流了。于是，律师和医生结婚，医生和公务员结婚，公务员和金融分析师结婚，像某些家庭，还有教授和教授结婚。这种情况下，婚姻大大失去了阶层流动的功能。

于是，一边是一家两个稳定的中产收入，而且晚婚晚育少子；一边是一家只有一个不稳定的微薄收入，而且早婚早育多子。有研究显示，如果2005年美国的婚姻模式是完全随机的，而不是同类相吸，那么美国的基尼指数立刻会从0.43降到0.34，也就是和加拿大差不多。[3]可见，婚姻模式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所以，不平等加剧的成因非常复杂，不是“富人贪得无厌”那么简单。其实，和很多人心目中的脑满肠肥的寄生虫形象不同，今天的富人平均而言，更可能是一个主动或被动的工作狂。研究显示，受到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中毕业的人一周多工作8小时。[4]蒂姆·库克，苹果公司的CEO，每天3:45起床工作；马斯克，每周工作80～120小时，也就是一天工作11～17小时。甚至，富人还更爱读书。在一个采访中，有人问巴菲特的成功秘诀，他随手指指旁边的书堆说：“我一天读500页书。”总之，贪得无厌、不劳而获的富豪形象，与今天的很多富人形象并不相符。

阶级战争叙事的另一面

最后，我们来看看不平等加剧的结果，是否合乎“阶级战争”叙事。根据这个看法，政治权力被经济寡头劫持，而贪婪的寡头必然会通过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扩大化，所以，所谓“体制内的改革”是不可能的，最后只能是《小丑》剧终那种鱼死网破。

这个看法，也大可商榷。上次课，我谈到过学者吉伦斯的书《财富与影响力》，根据吉伦斯的观点，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，他的依据是：对比1981—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个阶层的政策偏好，会发现，当富人和穷人政策偏好相抵触时，前者“得逞”的概率大得多，所以，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。

不过，很快有其他学者指出，这个说法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高、中、低阶层，政策偏好80%的时候都是一致的，而顶部10%的人和中间选民的偏好，90%的时候一致；不但政策偏好一致性高，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排序也非常接近。换句话说，上中下层没有那么对立，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挺意气相投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图（图5-10），灰线是底层民众的偏好，黑线是顶层偏好，二者距离相当接近，变化趋势也非常一致。

图5-10　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政治偏好

（图片来源：John York, “Do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eaten democracy?,” Heritage Foundation, 2017）

进一步看，当高收入者和中间选民意见分歧时，他们各自“如愿以偿”的比例是1:1，谈不上寡头政治。而当中高收入者和穷人意见分歧时，的确，前者更容易如愿以偿，“得逞”比例大概是4:1，但这一定是坏事吗？至少对美国左翼来说，未必，而左翼恰恰是最在乎政治影响力平等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、更反对移民、更反对堕胎、更怀疑全球变暖，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、支持移民、支持堕胎权、支持环保主义等，所以，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，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，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。如果说这是“寡头政治”，也未必是一种“坏的寡头政治”。

当然，更富有的阶层以及游说集团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而且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事实。但简单地把美国政治说成是寡头政治，有很多现象就解释不通。比如，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？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？要知道，2017年，top 1%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%，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，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.5%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，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。事实上，top 1%交的联邦收入税，超过底部90%的总和。下图（图5-11）传达的正是这个信息。

图5-11　富人收入税与国家福利支出

（图片来源：John, York, “Do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eaten democracy?,” Heritage Foundation, 2017）

其实，抛开数字，观察实际的富豪，就会发现，“阶级斗争”论存在漏洞。盖茨把几千亿美元捐出来做慈善，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？要知道，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。巴菲特则主动抱怨他的税率太低，强烈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，又是为了什么既得利益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大家都知道，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，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，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“阶级利益”，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？但事实是，到2020年大选前，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。[5]所以，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，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。

因此，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，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，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如果“阶级斗争”的话语不断传播、扩散，它却可能构成“自我实现的预期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“阶级斗争”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，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、足够深、激起足够的愤怒，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“死火山”变成一座“活火山”。现实很重要，但是比现实更重要的，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。

诸善之争中的平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