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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政治转型（第14页）

所以，“表亲的专制”当然影响民主的质量。它可能加剧政治冲突，磨损政治竞争的意义，还瓦解公民社会。把这一节和上一节的内容结合起来，我们大致就能解释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：为什么印度的民主“不管用”？或者说，为什么“不那么管用”？当一个国家选择错误的经济政策又充满了“表亲的专制”，民主很难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。

民主是一个试错过程

因此，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，它需要浇水，需要施肥，需要好的经济政策，需要超越“部落主义”的公民群体，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。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，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。并不存在着一个“制度键”，一键按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坐等天上掉馅饼。

所幸的是，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习俗也在慢慢地掉头。上次我们讲到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印度开始推行经济改革，它的经济表现也因此显著提升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印度社会的种姓观念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松动。市场经济有其解放性的社会后果，这一点并不奇怪，毕竟，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时候，谁是什么种姓，一目了然。现在，你去孟买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，总不能先把后厨的揉面师傅叫出来，先问问他的种姓再下单吧？“不可接触原则”就这样无形地被解构了。

所以，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，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多么邪恶，其实，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，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，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，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，而不是你的种姓、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。你如果是个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，资本家多半不会去雇用一个好吃懒做的婆罗门种姓；你家超市物美价廉，我多半也不会因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么而去他家购物。

而且，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，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。根据一个调查，到2015年只有27%的印度人还在使用“不可接触原则”，城市里则显著更低。从1991年到2016年，要求达利特人单独就座的婚礼，比例从77.3%降到了8.9%，经营自己小生意的达利特人比例从6%上升到了37%。目前，大量的达利特人开始成为商界、政界精英。2018年，在印度下议院中，15%的议员是达利特人，这已经接近他们在人口中的实际比例了。

当然，印度花了几十年来实现这个转向，这个速度令很多人失望。不过，慢，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，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，而试错需要时间。根本而言，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，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。相比之下，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，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，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，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，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、“all in”了。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，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，要么是大乱。

当然，“政体有限论”不等于“政体无用论”，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：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？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？很多时候，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，“表亲的专制”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，但是，区别在于，作为社会的一员，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，而当权力被垄断，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。

其实，在70多年的历史中，印度不是完全没有试过威权统治。1975—1977年，印度有过21个月的“紧急状态”，那是英迪拉·甘地总理的一次短暂的威权实验。当时，因为同时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，英迪拉·甘地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，印度建国几十年来，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、禁止政治集会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。但是很快，紧急状态遭遇到风起云涌的抗议。迫于压力，英迪拉·甘地不得不宣布提前举行大选，而在1977年这次大选中，印度国大党遭遇惨败，第一次失去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，英迪拉·甘地本人也失去了总理职位。也就是说，民众选择了回归民主，并以选票惩罚了不尊重规则的政治家。看来，至少就印度民众而言，他们选择了将命运交给自己，虽然这注定了是一场无尽的冒险之旅。

13. 伊拉克：铁腕强人是救星？

前面的课我们谈到过，由于一系列民主衰退的迹象，全球曾经的民主乐观主义已经逐渐转变为悲观主义。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，有一些国家可以说“贡献”最大，比如南斯拉夫、阿富汗、乌克兰、委内瑞拉，这些国家都以不同形式的转型失败给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但是，即使在这些转型失败的国家里，有一个国家仍然“脱颖而出”，成为各种失败的“集大成者”，给民主乐观主义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。这个国家，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谈论的伊拉克。

说伊拉克迄今为止是个转型失败国家，大概很少有人会表示异议。2003年5月，当美国前总统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时，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伊拉克本身，都曾欢欣鼓舞。伊拉克终于摆脱了萨达姆的独裁，终于结束了国际孤立状态。作为一个产油大国，它也不应该缺钱，卖卖石油，应该就可以过上安逸的土豪生活。

然而，希望逐渐变成失望，失望逐渐变成绝望。首先出现的，是萨达姆残余势力对美军的报复性袭击。然后，是伊拉克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斗争的兴起。同时，库尔德分离主义也开始抬头。最触目惊心的是，国内的权力真空加上叙利亚局势的恶化，造成了“伊斯兰国”的崛起。

2014年，“伊斯兰国”像沙尘暴一样来袭，伊拉克一度大片国土沦陷。我们都知道，“伊斯兰国”是一个中世纪式的神权怪胎，动不动就集体砍头，再把砍头录像放到网上去炫耀，连一些老牌恐怖组织都看不下去，因为“伊斯兰国”太残忍而与其划清界限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的怪胎，一度在伊拉克落地生根。

为什么伊拉克的转型如此失败？原因当然很多，但是其根本逻辑，无外乎我们前面说到过的“裂痕动员”。只不过，在别的国家，裂痕可能沿着一条线展开，而在伊拉克，几条裂痕同时扩大；在别的国家，仇恨被升温到60度，而在伊拉克，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以及各种历史积怨，仇恨被升温到沸点。

所以，过去十几年，在伊拉克，逊尼派打什叶派，什叶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，逊尼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，库尔德人打阿拉伯人，土库曼人打库尔德人，美军打叛军，叛军打美军，土耳其人越过国界来打库尔德人，伊朗人暗中支持什叶派极端分子……可以说打成了一锅八宝粥，整个伊拉克成为“一切人反对一切人”的丛林世界。2003年以来，到2019年，伊拉克有30万左右的人在战乱中死去，[1]在一个整体而言走向和平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触目惊心并且令人悲伤的数字。

萨达姆时代令人怀念？

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一种声音逐渐浮现：当初就不应该推翻萨达姆，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，就应该由一个铁腕人物来统治，只有一个铁腕人物，才能搞定这些派系斗争，维持稳定和发展。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，似乎怀念萨达姆已经成了一种潮流，似乎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虽然不民主，但是和平稳定、欣欣向荣。

讲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，它说：未来如何确定无疑，但是过去怎样，却难以预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，它不容置疑，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却不好说了，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，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。

无可否认，伊拉克的政治转型相当失败。但是，现在很糟糕，并不意味着过去很美好。萨达姆时代真的和平稳定、欣欣向荣吗？我们不妨一起稍微回忆一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