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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政治转型（第15页）

无可否认，伊拉克的政治转型相当失败。但是，现在很糟糕，并不意味着过去很美好。萨达姆时代真的和平稳定、欣欣向荣吗？我们不妨一起稍微回忆一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。

1979年，萨达姆以副总统身份逼迫当时的总统辞职，自己就任伊拉克总统。他正式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是召开了一次复兴党高层会议。会上，他宣布在党内高层发现了叛国集团，并让人当场宣读这些叛国分子的名单。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当场带走，而萨达姆则坐在台上抽着雪茄。可以想象，那些没有被读到名字但是可能被读到名字的人，当时是什么心情。一些求生欲特别强的官员，当场就站起来不断高呼“萨达姆万岁！”。最后，在三四百人中，有68人被带走。所有这些人都被定罪，其中22人被判死刑，而且是当天执行。这就是萨达姆上台后确立其权威的方式。

他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国际行动又是什么？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发动两伊战争。1980年，出于对伊朗革命的恐惧，加上历史上的边境争端，萨达姆发动了两伊战争。他本以为几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，但是，实际上这场战争打了8年。过程极其惨烈，据估计，最后大约有75万伊朗人、50万伊拉克人死于这场战争。有个战争刚结束时访问巴格达的记者回忆道，当时的巴格达街头，到处是缺胳膊少腿的年轻男子，画面非常恐怖。100多万的生命换来了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有换来，最后基本上双方打成了平手。8年的血雨腥风之后，伊拉克从终点回到了起点。

两伊战争中，萨达姆有个举世震惊的“壮举”，就是使用化学武器。为了抵挡伊朗的人海战术，伊拉克1982年开始使用化学武器。据估算，有超过100万伊朗人暴露于毒气的侵害之下，直到今天，还有成百上千伊朗人在为此接受治疗。但是，萨达姆最令人诟病的，还不是对外敌使用化学武器，而是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。1988年，为了镇压库尔德人起义，萨达姆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。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，是1988年3月的哈拉布贾屠杀。在这场屠杀中，有5000个平民直接死于毒气，之后又有1万多人死于各种并发症。这是历史上针对平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化学武器袭击，可谓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

顺便说一句，除了化学武器，萨达姆政府在执政期间也大力发展核武器，只不过，它的核项目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后来的国际制裁摧毁了。大家可能知道，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，核心理由之一就是萨达姆发展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，但是，后来美军进入伊拉克后，没有发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美国因此也被千夫所指。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和在误判基础上的草率入侵当然值得谴责，但是，萨达姆在武器使用上也的确是劣迹斑斑。

回到刚才的时间线，1988年，伊拉克、伊朗终于打累了，签订了停战条约。本来，任何国家经过如此漫长而徒劳的战争，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休养生息、恢复国力。但是萨达姆的选择是什么？众所周知，入侵科威特。1990年，萨达姆再次误判形势，入侵科威特，又一次将伊拉克拖入了战火。这次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在付出4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，伊拉克战败而退。

和两伊战争一样，对外战争伴随着对内的血腥镇压。1991年，南部什叶派起义，萨达姆又采用了他常用的策略：为了镇压叛乱分子，展开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。这次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，有各种估算，从几千到十万不等，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对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的屠杀。直到最近，卡尔巴拉在修路盖房子的过程中，还会时不时挖到当年被集体埋葬的尸骨。

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，是极富争议的国际制裁。当时，在美国的带领下，联合国发起了对伊拉克政府的经济制裁。经济制裁造成缺医少药、食品短缺，让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，引起很多争议。但是，即使国际社会需要对制裁负相当责任，账不能只算一头，发起战争的是萨达姆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是萨达姆，将伊拉克陷入国际孤立状态的也是萨达姆，把所有这些链条省略掉、只谈国际社会的责任，显然是不公平的。而且，后来还有研究显示，其实制裁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，之所以看上去如此，是因为萨达姆又一次操控了人口数据和媒体信息。[2]

之后的事情大家就比较熟悉了。我刚才也讲到了，911、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、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、伊拉克的各种派系斗争、“伊斯兰国”，伊拉克进入“一切人反对一切人”的状态。直到今天，伊拉克仍然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元气。

我之所以对萨达姆时代做一个速记式的回顾，是想说明，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荣、国泰民安。自萨达姆正式上台以来，伊拉克人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、一个冲突走向另一个冲突，生活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中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伊拉克发动的两次国际战争，都是它主动挑起的，并不是迫不得已的应战。至于对本国国民使用化学武器，更是难以洗刷的污点。从造成的战乱死亡人数来看，萨达姆在位期间的悲惨程度，其实远远超过他被推翻后。今天伊拉克人所面对的很多政治死结，很大程度上也是萨达姆时代打下的，库尔德问题、什叶派问题、和邻国的矛盾冲突问题，无一不因为他而大大恶化。

至于经济，1979年萨达姆上台时，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，但是2004年萨达姆倒台时，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。顺便说一句，伊拉克现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，显著高于萨达姆时代。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，但是，伊拉克的过去并不美好，可以说血泪斑斑。

威权浪漫主义

当然，我想讨论的，不是萨达姆这个人有多坏，而是那种颇具诱惑的威权浪漫主义观念。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，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，毕竟，几乎所有人都承认“民主不是万能药”，但是，对这一点矫枉过正，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，就是威权浪漫主义。那种“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”的说法，那种“萨达姆回来就好了”的期待，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。

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“浪漫主义”，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：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，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。

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想象。一说起政治强人，很多人都会想起李光耀这样的人物。大家都知道，李光耀是个政治强人的典范，他充满使命感，又具有卓越的判断力，带领着新加坡民众，把新加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口建设成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，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
遗憾的是，不是所有的铁腕人物都是李光耀。事实上，每一个李光耀可能都对应着一个或甚至多个萨达姆。威权强人里有李光耀，但是也有穆加贝，一个将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送到天际线之外的领导人；还有蒙博托，在一贫如洗的扎伊尔，他个人却积聚了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；还有波尔布特，为了他的极左蓝图，抹去本国数百万的人口，等等等等。在这门课的开头，我就说过，比较政治分析，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陷阱就是“优胜者偏见”，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，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。这一点，既适合于分析民主政体，也适合于分析威权政体。

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，就是说，碰到明君，它可能是大治；碰到昏君，它可能是大乱。但是，我们不能用“平均值”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，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，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，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。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，和一个去年100斤、今年200斤，但是“平均150斤”的人相比，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。

而且，大乱和大治出现的概率并不是均等的。学者里齐奥（Stephanie Rizio）等人通过研究发现，虽然威权政体既擅长制造发展的明星，也擅长制造发展的噩梦，但是它制造“噩梦”的概率显著超过制造“明星”的概率。[3]这一点，其实我们看看古代中国的王朝历史也可以看出来。古代中国有几百个皇帝，但是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仁宣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，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。

不是所有的政治强人都智慧仁慈，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。对威权主义的第二种浪漫化想象，却未必同样清晰，那就是对威权统治者“统治能力”的想象，我称之为“强独裁者想象”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倾向于将“威权”等同于“强大”，将“独裁”等同于“有力”，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，那就是“弱独裁者现象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