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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政治转型（第16页）

你们可能会觉得，这个说法听上去很奇怪，有点像“方的圆”——他都独裁了，怎么可能会“弱势”呢？但是，仔细观察历史会发现，“弱独裁者”非常常见，甚至比“强独裁者”还要常见。逻辑或许复杂，我举个例子，或许有助于大家理解。比如，大陆时期的蒋介石政府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“弱独裁政府”。一方面，它的确是独裁的，这一点，从它对其他党派、对异议分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很多方面又是相当软弱的，比如，它无法控制各路军阀对它的挑战，大家都知道当时阎锡山、冯玉祥这些人是如何挑战蒋介石的。南京政府也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征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它真正能收上来税的省份不超过五个。它还无力控制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系统，更不用说无力应对日本入侵了。所以，当时的蒋介石，其实是一个典型的“弱独裁者”。

蒋介石式的“弱独裁者”，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其实非常普遍。一旦看清了这个现象的广泛存在，我们就更能理解所谓“威权强人”常常是靠不住的。不但他们的道德、智识是靠不住的，连他们所谓的铁腕也是靠不住的。我们想象一个“铁腕人物”冉冉升起，打倒一切反对派，一统江山，所有厮杀混战就此平定，从此社会走向安定团结，想这么做的威权统治者可能不少，能这么做到的，却寥寥无几。哪怕是萨达姆这样的“狠角色”，连化学武器都用上了，他搞定了本国的江湖吗？1988年，他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，1991年库尔德人再次拿起武器反抗。

当然，“弱独裁者现象”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者个人能力的问题，也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。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：政治在社会中。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条件才能运行，同样地，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。

比如，今天美国的党争非常严重，可以说鸡飞狗跳，但是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萨达姆，能够搞定美国吗？我认为不可能。更可能的后果不是从此风调雨顺，而是血流成河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一个热爱自由的土地上，要推行所谓的铁血政治，就得踏过无数人的尸体。

同样，当年苏联体制征服了苏联、征服了东欧、征服了亚洲数国，但是它居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小阿富汗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飞机大炮，我有《古兰经》，你有革命，我有“圣战”，所以即使强大如苏联也无可奈何。威权再强大，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可能水土不服。

政治强人下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

所以，寄希望于“威权强人”来实现和平发展，不是没有可能，历史上也的确时不时发生，但是这种希望有点像俄罗斯轮盘赌。俄罗斯轮盘赌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在手枪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，任意转动转轮后，游戏者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扳机。这个游戏的关键词就是“赌”，而且是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种“豪赌”。你可能抽中李光耀、抽中文景之治，但是综合历史和地理上的概率分布而言，你更可能抽中的，是穆加贝、是萨达姆、是万历崇祯。威权体系所包含的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，或许可以被称为“威权体制的俄罗斯轮盘赌法则”。

民主体系当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，它可能走向当代欧美那样的繁荣富强，也可能出现印度那样的治理绩效低下。但是，大体而言，当它治理表现不佳时，多半不是因为“运气”，而相当程度上是因为，原谅我使用一个比较粗陋的说法，“自作自受”。因为在民主的情形下，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，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，采用了错误的政策，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民众不像威权体制下的民众那么“冤”。

“自作自受”的另一面，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。只不过，既然是试错，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，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。但是，这个过程是开放的，是一个无尽的省略号。这种开放性，是其区别于威权强人体制的基本特征。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，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，但是，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，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、某场政变、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，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。

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，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“厚度”相关，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。比如学者吉尔林（John Gerring）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“存量资本”，[4]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，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，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。

回到伊拉克，尽管这个国家经历了各种失败与创伤，但是，不能说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。希望在哪儿？在萨达姆式人物的回归吗？我很怀疑。伊拉克不需要新的两伊战争，不需要新的海湾战争，不需要新的化学武器，不需要新的集体坟墓，也不需要再来一个领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被拉走枪毙。

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、有年轻的人口、有相对世俗化的政治传统……但是它最大的财富，或许是过去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失败，这些失败，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告诉伊拉克人，怎样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条。现在，逊尼派知道萨达姆再也回不来了，什叶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独霸伊拉克，库尔德人的独立梦想搁置了，“伊斯兰国”也被赶跑了，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，似乎所有的势力都打累了，都气喘吁吁地坐在废墟上。这或许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机会。真正的救世方案，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，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，不论民族、教派、阶层、党派，真正理解“和而不同”之道，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，哪怕是所仇恨的人，共同生活在一起。

* * *

[1]Neta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, “Human Cost of Post 9-11 Wars,” A Cost of War Project report from Watson Institute at Brown University.

[2]Tim Dyson and Valeria Cetorelli, “Changing views on child mortality and economic sanctions in Iraq,” BMJ Global Health, 2(2), 2017.

[3]Stephanie Rizio and Ahmed Skali, “How often do dictators hav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s,”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, June 1, 2019. Available at SSRN: https://ssrn.com/abstract=3423821

[4]John Gerring, Strom Thacker, and Rodrigo Alfaro, “Democracy and Human Development,” Journal of Politics, 74(1), 2012.